“八八战略”对“三大规律”的探索与发展

习多次强调,要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作为浙江省域治理总抓手,“八八战略”体现了中国人在省域治理中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大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鲜活地方实践。

中国的百年奋斗历程足以证明,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但是,“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不管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结果不只是党的事业不能成功,还有的危险”。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亦是一项与时俱进的复杂系统工程。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同年10月,浙江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通过了《浙江省委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意见》,以加快浙江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总体目标,首次深刻阐述了浙江党建必须“巩固八个方面的基础,增强八个方面的本领”的基本要求(以下简称“党建八项部署”)。这八项部署从浙江党建的实际出发,从巩固党的执政的各方面基础入手,把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发展与推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有机结合,体现了习同志对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和自觉运用,也指明了浙江党建的重点和路径。

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密不可分,党建八项部署的提出为浙江走在前列提供了坚强保证。首先,党的领导为浙江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党的十六大以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同志主持制定了《浙江省委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决定》。在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的报告中,习同志进一步提出了浙江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抓手——“八八战略”,全面系统地概括了浙江发展的八个优势,并提出指向未来发展的八项举措,从此成为了浙江发展的金字招牌。其次,党的建设推动各项事业取得不凡成就。其一,经济强省建设迈上新台阶,2003年到2021年,浙江地区生产总值从9170亿元增长到73516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4203元增加到113900元,GDP质量指数也居全国前列。其二,平安浙江建设成效显著。全省刑事发案、信访总量、生产安全事故总量连续10年保持“零增长”,被公认为全国最安全的省份之一。其三,文化强省建设如火如荼。“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成为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其四,法治浙江建设有序展开。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同志率先垂范,先后深入40多个乡村、社区和单位,就建设法治浙江开展专题调研,解决实际问题。民主立法、民主协商机制不断健全,政府机关“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逐步落实,更好地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其五,生态省建设稳步进行。从2003年创建国家生态省开始,浙江坚持不懈抓生态文明建设,以治水为抓手倒逼经济转型升级,以“三改一拆”为发展腾出新空间,于2019年成功建成了全国首个生态省,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真正落到了实处。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对于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国情复杂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建设之路更显不易。

“八八战略”提出的总依据是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过概括,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于这个概括要从两个方面认识,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也是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

谋求浙江的发展,仍然要从这个最大的国情出发。浙江作为经济改革开放发展的排头兵,发展是浙江成长的宝贵经验,也是解决浙江未来发展问题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如何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与浙江的现实发展阶段相结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同志及省委一班人看到了浙江发展的要求,也看到了限制浙江进一步发展的局限,从体制机制、对外开放、块状产业、城乡协调、生态保护、山海资源、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八个方面入手,巧妙地将发展短板转换为潜在优势,提出了新时期指引浙江发展的“八八战略”,制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目标。

“八八战略”就是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会呈现不同的变化特征,“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浙江就率先遭遇了这种“成长中的烦恼”,比如,如何在新时期继续保持体制机制的优势;如何从典型的内源式发展转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如何推动块状经济、县域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如何用好绿水青山独特的生态优势,使其变为隐性的金山银山等。

“八八战略”提出之际,正是科学发展观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之时,也是全国都把目光投向“浙江模式”之刻。作为浙江省域治理的总抓手,“八八战略”蕴含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在明确定位社会发展阶段的基础上,积极回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机遇和挑战并存,只有进一步发挥优势,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才能抓住发展的主动权。

在省情的“变”和“不变”中推进“八八战略”。“八八战略”不仅是发展理念,也是发展模式;不仅是指导思想,也是实际举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各个领域的“八八战略”,一经提出,便展现了其超强的生命力,深深扎根于浙江大地的土壤之中。从“八八战略”到“两富”“两美”“两高”,再到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浙江不动摇、不折腾、不懈怠,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一绘到底。

2015年重回浙江考察时,习再次强调,“八八战略”不是拍脑瓜的产物,而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提出来的发展战略。“八八战略”不是随意提出的口号,不是对浙江某一时期发展的导向,而是在深刻把握实践要求的基础上作出的战略决策。这里的实践,既包括对国际国内宏观背景的分析,又包括对浙江省情阶段变化的考察,还包括在已有发展经验上对未来发展思路的创新。实践已经证明,“八八战略”总结的优势和举措,符合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是一个管大局、管长远的总战略。

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主张,中国的改革开放属于世界现代化浪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世界现代化趋势来看,追求短平快的工具理性与追求长远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性处于不断的博弈中。随着时代的进步,后者的地位越来越凸显,“人的现代化”理念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取向高度契合。浙江的发展始终蕴含着这种实践自觉。

人与自然相统一,绿色发展走在前列。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应把自然纳入社会的整体范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自然开发的强度不断增长,资本的肆意扩张推动了生产力的极大进步,同时也给自然造成了巨大的承载和消解压力,人和自然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的不良形势,浙江比较早地注意到了环境保护的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经济建设要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从2003年到2006年间,习同志形成了独特的“两座山”理论,明确提出“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座山”之间有矛盾,但是从发展的长远眼光看,也可以辩证统一。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下,进入21世纪,浙江先后提出打造“绿色浙江”“生态浙江”“美丽浙江”等绿色发展理念,把保护生态环境和实现发展模式的绿色转型统一起来,以改变生产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为着力点,找到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有效路径,坚持绿色引领发展、环保倒逼转型,把保护生态环境上升到了绿色发展的战略高度。

人与社会相统一,协调发展走在前列。在浙江工作期间,习同志提出要将“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结合起来,将经济发展与人民福祉结合起来。“平安浙江”“法治浙江”“文化大省”“生态强省”一系列的决策部署都旨在增强浙江人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归属感和认同感。在此政策思路下,“十一五”时期,浙江省连续5年将财政支出增量2/3以上用于民生,年均增长超过20%。在此之后,浙江相继提出建设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的“两富”浙江,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的“两美”浙江,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两个高水平”浙江,以及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政府财政用于公共服务的支出额度不断增加,民生事业快速发展。由此,浙江不仅成为全国市场化程度高的先发地区,而且成为社会和谐程度高、人民获得感强的幸福之地。

人与人相统一,共享发展走在前列。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在“八八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浙江始终坚持“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理念,通过制度机制的改革创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欠发达地区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际上,“八八战略”中的第四点“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和第六点“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浙江经济新的增长点”就直接体现了共享发展的要求和目标,所要解决的就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通过健全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八八战略”的贯彻落实有力地推动了浙江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2015年即率先实现绝对贫困人口脱贫,摘除了26个欠发达县帽子,提前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省份,浙江已成为全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发展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这也是浙江在2021年被选取作为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原因。

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共存于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之中。浙江的实践和经验验证了中国人对“三大规律”的判断,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和成果又反过来推进了中国人对“三大规律”的认识。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浙江的先行探索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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